1980年的秋天，是一个让全村的人都咧嘴大笑的季节。秋收的喜悦藏不住，它藏进每一颗被麦穗压弯腰的金黄小麦里。大片大片，望不到边的小麦地。加上那一轮像鸡蛋黄似的落日，我的整个眼球被染成金黄色。
七岁的我，光着脚跟在一群大人身后。从他们平日朴素的话里走出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老人。
我的爷爷，父亲，伯伯，哥哥，甚至是每一个村民都知道这么一个人，他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也从这村离去。他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，早已在这村生根发芽，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，他的父母姓甚名谁。只知道所有人都叫他李傻，长的瘦瘦高高的。和村头那棵遭了冻害发育不良的杨树一般。脑袋却出奇的大，还有点口吃。大伙总打趣说，他的脑袋把他的个子给压矮，又把他的脖子给压弯了。但他从不因为大家的玩笑而生气，不管怎么样开他的玩笑，他总是嘿嘿地应和着，露出牙齿，还把眼睛眯成两条缝，啥话也不说。见你笑，他便跟着笑，因此得名李傻，虽然叫李傻，而他的故事却叫人从玩味中不觉得生出肃穆。
1941年，日本兵要将枪口对准我们村。十二岁的李傻如往常一般钻进村前的密林，在山上采着蘑菇。他弓着背，仔仔细细的在树下搜寻，生怕今天中午的美餐从眼前飞走。抬头的一刹隐约中，他看见山腰上四个穿着军装的士兵交谈着一些听不懂的话，在路上做着标记，正往山顶的这边展望。他定定地望着几个人过了一会儿。后来他反应过来，这几个人是在探路，便顾不得两条鼻涕耷拉在被风吹红的脸上，扔下他的背篓，从山的西面狂奔下去。然后再悄悄绕到离他们20米开外的地方，把它们的记号动了动手脚，便把他们引到了山北出口那片群山环绕的死路里去，于是便松了口气。随手摘了片树叶，擦了擦鼻涕，跑进入回到村里报信去了。后来村里的游击队称赞少年李傻的机智勇敢时，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这啥……啥也没干啊！”便嘿嘿的笑了起来，当时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傻气逗得合不拢嘴，也从心里为她的机智竖起了大拇指。
过了那段战乱的日子，时光慢慢的流逝着。李傻依旧是笑着，傻着，过着平凡的日子。与这村子一起看着世事变化……
文革时期，我们村也毫不例外地卷进了这场十年浩劫中。村里每个人都惶恐不已，生怕一不小心便被冠上“走资派，反动派”的帽子。学生们也不上课了，每日成群成群的走在村里，加入“造反有理”的红卫们。所以每日在村里都能看到带着高帽站在凳子上被批斗的老师官员。而村里的刘书记是个老实本分，任劳任怨的人。本来好好的为村里谋财富，却被指责成资本主义反动派头目。刘书记被拉去批斗后，拒不承认所谓“罪状”，便被红卫兵们绑在凳子上，好几天没吃没喝，明眼人都知道刘书记的好，只是不敢在红卫兵前面替他出头，怕惹事上身。只有李傻冒着走资派帮凶的危险，每天夜里都趁着没人给他送上一点吃的，喝的。才避免了一个如此正直的村官，被批斗致死的结果。
十几年过去了，当那位村书记平反之后到了县里做领导。回来看李傻时，感动地激动着拥抱着他。五十多岁李傻笑呵呵的拍拍他的背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慢慢的李傻老了，但却依旧在田里奔忙着。他从没走出过这个村子，他没理由出去，也曾没曾想过。他爱这个村子，爱这村子里的花草树木，爱着村子里的每一个人。
又过了十年，上天没有怜悯这个朴实可敬的男人，六十多岁的李傻躺在了病床上，虚弱地半睁开着眼睛，对后代们说：“我……我的床下边有我这几十年省……省下的酒钱，你们帮我把它捐村里试试政府推广的小麦，给各家发……发种子，能不能成功”看着一切都置办好后。李傻离开了大家，离开了这个村子。
虽然村里失去了这个让人既心疼又佩服的人，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么一个人，那金黄夺目又热情的海洋，就像李傻一样，永远都是美好的。